社運同志 撐着雨傘待彩虹
星島日報 A13 | 每日雜誌 | 人物誌 | 2014-11-02
雨傘運動持續一個多月，佔領區中常見到岑子杰的身影，他不是學生領袖，公眾叫不出他的名字，但他的衣着和言行總是容易認得。他站在台上，有幾分霸氣，又有幾分毒舌，宣布提早佔中時，台上有他；施放催淚彈時，拿「大聲公」的有他；「旺角黑夜」當日，守在帳篷中也有他。最近幾日，他從金鐘來回走過銅鑼灣很多次，為下周六的同志遊行計畫路綫。身兼民陣副召集人和香港彩虹幹事，在民主路和彩虹路上，他都在爭取平等的人權。
記者 勞顯亮
雨傘運動和同志遊行，訴求不同，形式和性質也不同，一個是公民抗命爭取普選，另一個是希望大眾關注性傾向和性小眾歧視問題，但在岑子杰眼中，兩者有必然的聯繫，「同志運動要爭取的，是自由、平等、不受歧視的人權，可以選擇自己的伴侶，或者成為別人的伴侶，而佔領中環或者雨傘運動，爭取到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，自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」
「為啖氣」公開出櫃
從○八年開始，每年的「七． 一」和同志遊行，都會看到岑子杰的身影。他是香港彩虹的幹事，也是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。多重身分，或者都是緣於他反叛的性格，在雞蛋與高牆之間，他總是選擇在雞蛋一方。
中學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喜歡男生，雖也經歷過一番掙扎，但他算是幸運，沒有經歷過太大欺凌。中五那年，他跟媽媽出櫃，但不是一般劇本所寫，被媽媽「捉姦在牀」，而是與媽媽吵架離家出走再回家後，媽媽當無事發生，他沉不住氣，「我為了挑戰她的情緒，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態去出櫃，當時我十七歲。」想不到媽媽比他道行還要高，「她說：『生得你出，你估我不知道嗎？』」
原來媽媽一早知道兒子的性取向，更公開接受雜誌訪問，「我陪媽媽做訪問，她對記者 說了很多我從未聽過的事，特別是觸及我爸爸的部分。他們在我很小的時候離了婚，但媽媽並無在我面前說太多，只是讓我長大後，自己去了解爸爸是一個怎樣的人。」
岑子杰算是把「GAY」三個字母鑿在額頭的人。中七那年，其老師因為同志身分被周刊抹黑，他在學校公開出櫃，收集簽名撐老師，「我性格如此，就出櫃撐他，讓同學可以轉移目標。」
去年結婚但反對婚姻
岑子杰因為英文成績不濟，中七畢業後無緣升上大學，「我喜歡文學，但因為憤世嫉俗，所以無讀副學士，做過政黨，之後就一直在同志平權機構做全職幹事。」三年多前認識了現時的伴侶，去年更到紐約註冊結婚，但他說自己反對婚姻制度，「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，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，造就特權。」
他說話有一點毒舌，口才了得，亦因如此踏上社運路。○八年的「七． 一」遊行中，拿起「大聲公」做司儀，之後更做了民陣的副召集人。○九年第一次被捕後，出入過警署多次，至今有兩次案底。九月二十七日，學生衝入公民廣場翌日，他站上舞台，幫手主持。
九月二十八日凌晨近兩點，戴耀廷宣布提前佔中，岑子杰也在台上，但情緒跌至谷底。「宣布佔中時，政總周圍有超過五萬人，但很多市民和學生覺得，佔中騎劫了學運。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，看着四五萬人離開，我用盡所有方法，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。」當時立法會議員梁國雄，更在同樣位置，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，但依然沒有用。
九月二十八日早上，警方封鎖添美道，示威者只可離開，不能進入。岑子杰和其他留守的人做好被捕的準備，將所有智能手機帶走，處於與外界斷絕聯絡的孤島，「當時就似怨婦，看着場中只有四百人，人數比七月二日提前佔中還少，大家都在歎氣，『香港的未來究竟會點？』中午的時候，何秀蘭突然說，告士打道外面有超過五萬人反包圍，我就走向天橋看看，大叫一聲，『嘩！咩事啊香港人！』心情從地獄中走出來。」
爭取平權不是特權
之後催淚彈來了，香港成為世界的焦點，他是其中一分子，「旺角黑夜」當日，守在帳篷中也有他。雨傘運動至今持續一個多月，岑子杰也說不清之後的路怎麼走，正如同志平權，前路漫漫。香港的性傾向歧視立法諮詢已經遇到很大阻力，岑子杰覺得一切緣於政制，「台灣、美國，同志運動的進步，是基於政制。大選兩派對立，弱勢社群成為關鍵少數，逼政府公開討論，過程中可以教育和說服公眾。」
他認為爭取同志平權，並非爭取特權，「現有四條歧視條例，從未出現過一個逆向歧視的例子。例如一家公司，不能因為員工的性別而不聘用，因為這是歧視，那為何因為性傾向而不聘用，就不是歧視呢？真理會愈辯愈明，今日認為黑人、婦女是次一等、不應該有投票權的聲音，已經站不住腳。」
William on the way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