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者:袁澍、麥凱茵、勞顯亮
系列報道原載於2019年5月9日《香港01》網站及周報:
https://www.hk01.com/issue/823
香港譯者劉紹銘:極權去到盡,「1984」便會發生
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劉紹銘是著名的翻譯家和作家,也是《1984》的香港譯者。1984年,香港處於中英談判的迷霧中,正在美國執教的劉紹銘受筆名「林行止」的《信報》創辦人林山木邀請,於該報連載《1984》中文版。當年他把版權賣給台灣出版社後,從未在香港結集成冊,經典譯作亦無再版,直至2010年在內地出版被刪減的簡體版。今年是《1984》出版七十周年,85歲的劉紹銘決定再修訂這部經典。
三十五年前翻譯當刻,劉紹銘不斷想起1967年的所見所聞—文化大革命下,內地眾多知識份子自殺,香港「遍地菠蘿(土製炸彈)」。於是,「老大哥」、「電幕」、「雙重思想」這些在當時看上去有濃重科幻氣息的詞彙,經劉紹銘翻譯之後,出現在香港讀者面前。
在《1984》的開頭,主角溫斯頓(Winston)偷偷寫着日記,記錄着「大洋邦」種種惡行,他知道一旦被發現,會被處以極刑。於是溫斯頓問自己:「寫這個日記是為了誰?」倏忽之間又回答自己:「為了未來、為了還未出生的人。」劉紹銘覺得,翻譯是「借來的生命」,謙稱自己不及奧威爾般有天分,便藉由翻譯來表達內心深處想法,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,亦是為未來的人,將自己認同的概念傳達出去。
首譯巨著 時值中英談判白熱化
1934年,劉紹銘於香港出生,父親早逝,他讀完中一就失學,做過印刷學徒和其他雜工,公餘時苦讀,1956年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,畢業之後赴美,1966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,之後在美國和新加坡教書。1984年初,在美國教書的劉紹銘應林山木邀請而翻譯《1984》,時值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白熱化階段。他覺得林山木的邀請純屬「湊巧」:1984年翻譯講「1984年」的書,他感激林山木「踢他一腳」,「林山木先生功不可沒,如果不是他,我就不會翻譯。」
劉紹銘從未看過譯作在報章上的樣子,記者在圖書館找回當年剪報。1984年1月27日,《1984》首日在《信報》第八版連載,編輯用書中名句起了標題:《老大哥在看管着你》。同頁有一篇專欄文章,題為《香港人的憂慮》,討論時任總理趙紫陽訪美;下方則是該報專用筆名余錦賢的評論《九七問題左右學運》。
那個年代沒有電腦,劉紹銘只有一支筆、一疊稿紙、一本原著,就這樣每日填滿2,000字,譯完後便將稿紙放入傳真機,從美國傳真到《信報》編輯部。三十五年前,劉紹銘只能透過美國報章獲悉中英談判進展的零星消息,只知「共產黨一定不會輸的,談只是做做樣子」;三十五年後,看着記者提供的剪報,他才知道自己的譯作被辯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文章包圍。
互相背叛 沒有比這更恐怖了
翻譯巨著的二十多年前,仍在求學階段的劉紹銘第一次閱讀《1984》。之後,他師從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文學評論大師,整個青年時代幾乎沉浸在象牙塔中,對一切充滿浪漫的想像。直到文革爆發,文學家老舍、翻譯家傅雷等大批知識份子自殺,令劉紹銘深感震撼,1967年回港探親,他看到暴動下的香港遍地「菠蘿」,大廈掛滿標語口號,商台主持林彬被燒死,《1984》由此真正進入心坎,似是慨嘆現實,又似回應小說,「真的很恐怖!人生如果到了這樣的程度,是生不如死!」
《1984》發生在虛擬的國度「大洋邦」,「老大哥」透過電幕掌控一切,人們互相提防、互相背叛。在書中,溫斯頓和情人茱莉亞(Julia)都被思想警察逮捕,出賣了對方;二人再次相見時,互道了一句「我背叛了你」。
背板、互相舉報、失去信任,這些都在文革發生,在劉紹銘眼中,「背叛」是最敗壞的部分,「你信任的人竟然不可相信,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恐怖了!」在訪問中,他多次說《1984》太恐怖了,平日不會翻看。有時他會想,若早點翻譯,或許能警醒世人,避過文革,「但若無文革,又不會有這麼多人注意到這本書。」
權衡取捨 接受簡體版被刪減
劉紹銘的譯文在《信報》發表後,從未在香港集結成書,1984年台灣皇冠出版社首次出版,1991年東大出版社購入版權再發行後,便從未再版,現時香港和台灣的書店都難以找到劉紹銘的譯本。
直至2010年,北京出版集團旗下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購得《1984》的簡體版權,劉紹銘的譯本才首次在內地出版,但內容遭到刪減,「出版社說盡量刪少一點,我沒有心機逐行比對。」他領頭翻譯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,內地版就被刪除不少章節,其中張愛玲的內容被盡數刪除,他絕不是不心痛的,「『give and take』(取捨)的問題,畢竟書的大部分還能出版,仍是有正面的影響。」
劉紹銘說,多年來台灣的出版社不願出售版權,直至今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台方達成協議,將在香港再次出版他的譯本,耄耋之年的他又提起筆,每日花四五個小時校對塵封三十五年的譯作,之後再翻譯奧威爾另一反獨裁經典《動物農莊》(Animal Farm),「其他版本錯漏不少,且無法精準譯出原文的神髓。」
當香港變「1984」 便是大家共同命運
劉紹銘長年在美國教書,遠離中國不同的政治運動,亦因預計回歸後的香港自由不再,不打算回港。但在1994年,即將60歲的他突然接下了嶺南大學的教職,「如果我繼續在美國,會有自由,但一想到雲吞麵就忍不住了,人的情感是很真實的。」他對香港還有浪漫的想像,希望可以助香港保存自由,「做得多少就多少。我們鬥不過共產黨的,只希望還有多少阻嚇作用,沒有那麼快失去自由。」
今日的香港,有人不敢說真話,出版社自我審查;而在內地,監控鏡頭、人臉識別技術的普及,亦讓人覺得「電幕」隨處可見,加上網絡審查,亦似書中預言成真。「『1984』尚未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,但是確實發生在某些人身上。」劉紹銘相信,「老大哥」的一套在香港沒有市場,香港現時也未到「最壞的」1984式地步。那麼,香港會不會有朝一日也變成那樣呢?「極權若是去到盡,1984就會發生。最壞情況就似1984那樣,不能更壞了。如果香港有一日變成這樣,就是大家共同命運了。」
在簡體版的橫封上,印着「多一個人讀《1984》,就多一個自由的人」。劉紹銘淡淡說了一句,「太樂觀了。」
導讀: 看奧威爾筆下的極權世界
1948年,英國小說家喬治.奧威爾(George Orwell)創作了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小說《1984》,他以當年的年份顛倒為書名,預言1984年的世界將是「老大哥」操控一切、「電幕」監視國民一舉一動、「真理部」篡改歷史、「思想警察」箝制思想的極權世界,國民要互相舉報,習慣用互相違背不合邏輯「雙重思想」思考,更沒有高呼「2+2=4」的自由。
小說在1949年6月正式出版,七十年來被翻譯成六十多種語言,銷量歷久不衰,近年在全球不同地方的示威活動中,都有《1984》的身影,不少政客、學者紛紛引用此書來評論時政,香港亦不例外,究竟這一本著作,對香港有什麼意義?
《香港01》推出《1984》專題報道,從不同方面深入認識此巨著。
1984年,香港處於中英談判的迷霧中,最終兩國簽訂聯合聲明,確定香港回歸中國。同年,香港出生的翻譯家劉紹銘,將《1984》譯成中文,在《信報》連載。在35年後的香港,劉紹銘回看他形容為很恐怖的《1984》,直言部分情節,已經在某些人身上發生。
某些人是什麼人呢?是流亡作家馬建,去年來港演講的原定場地大館,一度禁止他演講;是藝術家巴丟草,因諷刺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藝術展受壓取消;還是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馬凱(Victor Mallet),因為主持民族黨講座,工作簽證不獲續期?
曾捲入風暴中的馬建,越洋受訪時直指,香港人缺乏精神家園,書中的預言將逐步在香港實現。
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則覺得,香港遲遲未為《檔案法》立法,就似書中銷毀歷史的情節,「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,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」。
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,曾經鍾情毛澤東的詩詞,改革開放後看《1984》,才恍然大悟何為極權。
喬治.奧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-1950
奧威爾原名Eric Arthur Blair。1903年生於印度,1907年舉家遷回英國,後因經濟原因無法升學,被迫遠走緬甸,參加帝國警察部隊。1922至1927年間在緬甸度過,因厭倦殖民行徑和癡迷寫作而辭去公職,輾轉回到歐洲,在倫敦、巴黎等地流浪。
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,奧威爾參加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民兵,到前線參戰,喉嚨中彈被迫返回英國,期間見證了共產黨的派系鬥爭和清洗。
1939年,第二次世界大戰,奧威爾積極參加反納粹運動。由於西班牙內戰和二戰的痛苦經歷,令他對戰爭與和平、極權與民主、社會關懷與人類理想有深刻反思,期間受僱於英國廣播公司(BBC),又做過隨軍記者。.
1945年,他出版政治寓言小說《動物農莊》,1948年寫成了傳世名著《1984》。在《1984》,奧威爾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,在這個社會中,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,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乾淨,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監控。該書在1949年6月出版。
1950年1月,奧威爾因肺結核而病逝,死後葬在英國牛津。
《1984》分別在1956和1984年,在英國被改編成電影。
兩岸均曾刪減改譯
《1984》於1949年面世翌年,就有中文譯本,但多年來兩岸譯本均曾刪減改譯。
1950年,台灣有第一部《1984》的中文譯本,譯者為王鶴儀,但只翻譯了第一部,台灣1980年代政治氣氛漸趨寬鬆前的譯本,有為配合當時的「反共宣傳」,將「極權主義」寫成「共產主義」。
香港最早的譯本是1957年大公書局的《二十七年以後》,譯者為黃其禮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指,黃其禮譯本後來被台灣抄襲,並署假名「邱素慧」為譯者。
而內地最早的譯本是1979年,譯者為董樂山,當時「僅限內部發行」及「僅供領導同志參考」,直至1988年才允許公開發行。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