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着緊的六四報道 　六四30周年採訪手記

最近訪問劇作家莊梅岩，她說心中有一個題目，覺得必須要做，一直等待時機，就是六四。這個題目，也是我心中覺得一直希望做到、要認真地去做的，30周年有機會讓我等到。

我覺得這個題目是神聖的。過去一兩個月，我也不知道看了多少資料、影片、相片、剪報，我也在問自己，30年了，應該用什麼形式去做報道，還有什麼可以做，還有什麼未做過？也是莊梅岩在訪問中點醒我，其實我們從來都未說清楚過，從來都未得到過一個答案。

要30年前的當事人，重新撕開傷疤，說30年前的事，其實是很殘忍的，但我也做了這樣殘忍的事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和尤維潔，一開始就說，每次說起都是心痛的，然後你會發現，她們再次忍着傷痛，向記者再鉅細無遺地說一次親人遇難的經過，原來她們的傷疤，從未結痂，至今依然是鮮紅色的。她們也許面對過鏡頭說過無數次，但看得出，每次都是真心、痛心地回憶着。她們依然相信，傳媒能夠讓她們的聲音被聽見，然而我並不知道，我的訪問是否真的讓這些聲音被聽見之餘，還能在讀者心中留下一點點光，喚起一點點良知。

在離開北京當日上午，能與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做訪問，算是幸運。他的眼睛佈滿血絲，說到傷痛處，總要深深呼吸一下，鉅細無遺地細說自己參與八九民運的經過和反思。他沒有選擇流亡，相信在中國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。或者如他的故友劉曉波說，「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，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。」周舵是真誠的，細說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，當最後問他，1989年後，直到習近平上台後，是否又走回頭路，他的一句「這是最粗的紅線，是不能碰的，我只能不回答了」，是最好的答案。

採訪過程比想像中順利，早知道受訪者的電話、甚至是自己的電話都受到監控，但在「沒有那麼緊張」的日子，把在內地的四個訪問先完成。遺憾的，不是未能飛到海外訪問流亡人士，而是在約訪時，在電話的那頭受訪者無奈地說着一些表忠、悔過的話，「我答應不再接受香港記者訪問了」，他是給監聽着他的聽的，但我聽着很心痛。

我羨慕有線電視和香港電台《鏗鏘集》，能有洞見，把眼界放眼至東歐和亞洲，反思民主路；也羨慕報紙行家，可以把報道拉到很遠，很宏大。我的報道算盡力了，同事們都很有心，很珍惜這個專題，訪問做得很好，有很好的照片、很好的影片；若能再參與六四與香港的部分，或者可以做得更好更全面。

常有人問我，為何那麼着緊六四，為何要參與做六四的報道。六四發生的時候，我未夠三歲，其實是沒有記憶的。但在成長的90年代，總會記得，看着香港電視報道六四的新聞，然後身邊的人總會說，這是禁忌。漸漸地，內地開始對香港電視新聞審查，所有雜音都沒有了。最初只是好奇，越不想我知道，我就偏偏要知道，越不讓我說，我偏要公開問。在中學的課堂上發問，想不到得到老師的回應，從胡耀邦逝世，甚至從1986年學潮、紀錄片《河殤》說起，說到六四總有一日會平反的。他們是經歷了那個大時代的大學生，十多年後在角色轉變了，站在講台上向我們這些黃毛小子說真話，是冒險、是勇敢的，只是那個時候的風險沒有今天那麼大。

到中學的時候懂得上網和翻牆，開始看很多新聞和資料，我還記得，大約2004、2005年，BT剛剛流行的時候，從討論區下載到1989年無綫新聞的特備節目《血洗京城》，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完整的報道，那晚是徹夜難眠。也是那個BT種子，讓我認識了香港記者，最後也讓自己成為了香港記者的一份子。

要問近年意識形態是否越收越緊，民主路是否在倒退，只因我是有感受到。那個最美好的1980年代，我並沒有印象。但漸漸長大有意識開始，特別是對性格影響最深的中學時候，真的有一絲憧憬，覺得這個社會會走向文明和開放的。那時在學校，看《南方都市報》、《中國青年報》，看調查、維權報道，真的有一絲盼望，自由的空間會漸漸增加。

什麼時候開始走回頭路呢？2008年嗎？地震後一兩年，在新聞報道中，所有喪事都變成了喜事。是2014年嗎？微博上的聲音似乎一夜間轉了風向，變得有點恐怖，自由的聲音沒有了，另一面的聲音就更極端了，民族主義的狂妄，經濟掛帥換來的殺人合理論，是否淹沒了原本我們珍視的價值和良知？

十年前，確定來港讀書，那日在廣州出席完好友的畢業禮後，匆匆搭火車來港，在金鐘的地鐵站，已被全是黑色衫的香港人感動。十年來，香港變化了不少，我們一起上街、一起撐傘，我是與這個城市同呼吸共命運的。在奇怪荒謬言論不絕於耳的當下，這一點點燭光，更是盼望。

六四30年　尋記憶　思前路
https://reporterwilliam.wordpress.com/2019/05/27/1989tiananmen30yearson-00/